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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大做强做优 打造新增长极******

　　过去五年，福建紧紧扭住发展第一要务，跑出了高质量发展“加速度”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经济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。如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奋力打造富强福建？代表们纷纷建言献策。

　　“四大经济”是福建新增长极，也是代表们热议的重点。

　　“以‘智慧海洋’带动海洋信息化深入发展，是推动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。”省人大代表、闽江学院副教授黄蕾在调研中发现，当前我省海洋信息产业在规模化、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，重点企业数量少、数字化水平较低，涉海数据资源较为分散，数据共享使用审批难度大，涉海业务应用协同难度较大等问题较为凸显。

　　“要大力发展海洋信息产业，构建智慧海洋发展新模式，助力我省加快打造海洋强省。”黄蕾建议，应尽快扭转“传统海洋产业强、海洋科技弱”的不利局面。她认为，要构建“感传知用”智慧海洋全产业链体系，集成涉海政产学研金等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，加强顶层设计，出台专项规划给予赋能支撑；大力发展海洋电子信息产业，深化云计算、大数据、区块链、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在海洋领域的融合应用；搭建海洋产业工业互联网，深入推进海洋产业数字化转型，以数据赋能海洋强省建设；发挥金融指引作用，加大蓝色金融支持力度，并加快智慧海洋产业载体建设；围绕产业链布局学科链，积极打造复合型海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，不断提升强化海洋产业政策研究能力，全力打造国家级海洋特色智库。

　　新能源汽车是绿色低碳新兴产业的重要增长极。省人大代表，永安市委副书记、市长温欣传认为：“新能源汽车将带动我省汽车产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，并为‘双碳’目标实现提供助力。率先对新能源商用汽车产业进行布局，将有助于创造更多新能源交通应用场景，也会带动更多新能源产业链强企布局福建，提升福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展质量。”

　　温欣传建议，大力推进对公市场使用新能源商用车，鼓励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试点，鼓励使用省内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。同时，加大新能源商用车政策扶持力度，适当降低省内生产企业申报新能源汽车补助政策的门槛，并对在省内推广新能源汽车予以一定的奖励支持。支持新能源商用车下乡，在路权、电价、停车、高速收费等方面给予省内新能源商用车倾斜。

　　如何持续做强万亿级支柱产业？

　　来自漳州的省人大代表戴鹏飞表示，作为全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，目前古雷石化产业园在经济体量、产业基础上与国内外一流石化园区还存在差距。应发挥优势，加快闽台石化产业融合发展。

　　戴鹏飞建议，积极打造两岸石化行业共同市场福建样板，继续推动古雷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。深化闽台石化产业双循环新模式，逐步建立上中下游完整的闽台大石化产业合作体系。对标国内外一流石化园区，在要素保障等方面补齐短板。

　　只有过硬的质量，才有过硬的品牌，才能在广阔的国内国际市场上开疆拓土。

　　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聚焦质量品牌建设，引导企业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，以高质量创建名品牌。这对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，具有很强的指导性。”省人大代表、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裁蔡伟生深有体会地表示，才子服饰深耕行业40多年，始终坚持把品牌建设摆在企业发展的第一位，通过品牌提升产品竞争，重塑文化自信。品牌就是持久的竞争力，就是营商环境，我省数字品牌、绿色品牌、服务品牌等，都是一张张“金名片”。建议政府、部门和企业进一步深化密切配合和通力合作，坚持保牌与创牌并举，久久为功，营造品牌成长的优良环境，打造更多叫得响的“金字招牌”。（王永珍 李珂）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